追求优越地位，是整个人格的关键。而每个人的优越感目标，是属于个人独有的东西，它决定他赋予生活怎样的意义。
阿德勒强调，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到职业、社会、性3者之下。每个人对这3个问题作反应时，都明白地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如果一个人的爱情生活不完美，对职业不尽心竭力，朋友很少，他一定会觉得生活是件艰苦而危险的事，从而认为：“生活的意义是保护我自己不受伤害，把自己圈起来，避免和别人接触。”
阿德勒认为，优越感目标一旦被具体化后，在生活模式中，个人的习惯和病症，对达到其具体目标而言，都是完全正确的。目标不同，表现便不同。
追求优越感没有止境，人不会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状况，所以，这种对优越感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一种试图使自己成为神的努力。
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获得优越感的方式，但是，阿德勒又强调，只有当这种努力是对社会有益处时，它才是可能的。只有决心要对团体有所贡献而兴趣又不集中于自己身上的人，才能成功地学会补偿其缺憾之道。
阿德勒曾举例说，长子会因为次子的出现而丧失掉父母对他的专注，从而产生自卑，寻求补偿。长子的所有动作和表现都指向过去他是众人注意中心的那段业已消逝的时光，年纪最大的孩子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他对过去的兴趣。这种丧失过权力以及自己一度统治过的小王国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了解权力和威势的重要，当他们长大后，一旦有了机会和条件，便喜欢搬弄权势，并过分强调规则和纪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每件事情都应依法而行，而法律也不准随便更改。
长子的地位虽然会造成特殊问题，但是如果妥善处理，便能化险为夷。假如他在次子出生之前已经学会合作之道，便不会受到伤害。我们还发现有些人会发展成习惯保护人或帮助人的性格，他们模仿着父亲或母亲，经常对年幼的弟妹扮演父母的角色，他们中有的还有很强的组织才能。
次子又怎样呢？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童年期始终存在着一个竞争者――长子。典型的次子是很容易辨认的，他表现出的行为好像在参加一项比赛，有人比他领先一二步，他必须加紧脚步来超过他；他时时刻刻都处在剑拔驽张的状态中：他发奋要压过长子并征服他。次子总是不甘屈居人后，他努力奋斗想要超越别人，他经常是成功的，他较长子有才能。即使在他长大之后，出了家庭圈子，他也经常会找一个竞争对手。他会常常拿自己和别人相比较，并想尽各种办法要超越别人。
长子经常做从高处跌下的梦，而次子经常梦见自己参加赛跑。
人的生活和行为都是受某种目标指引的，阿德勒认为，每个人都有个人独有的优越感目标，梦就是生活目标的某种反映。
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过于强调白天的心灵与夜晚心灵生活的对立，强调梦所遵循的法则与日常思维法则的不一致性。而在阿德勒看来，梦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做梦时的思想与白天的思想不是对立的，梦中所表达的愿望与白天所体验的愿望是一致的，否则便丧失了人格的统一性。
阿德勒说，如果一个人白天专心致力于追求某种优越感目标，他在晚上也会关心同样的问题。梦是生活风格的产品。梦使我们回到自己的人格中，再现了我们长期形成的生活风格和性格，以抵制现实和常识的压力与要求。梦往往坚定了我们的态度，有利于我们做出决定。
阿德勒说，如果梦见从高处向下摔，表示一个人自卑感占了上风，总是担心自己的失败，总感到自己处在危险的包围之中。如果梦见飞翔，则表明此人战胜了自卑感，勇于追求优越，可推测做梦者是一个雄心勃勃、奋发进取的人。
阿德勒十分强调梦引起的感觉。他说：“我们还留有梦所引起的许多感觉。梦的目的必然是在于它们引起的感觉之中。
梦只是引起这些感觉的一种方法，一种工具。”我称这种感觉为“梦的情绪”。
阿德勒说：“它(梦)全部的目的就是引起一种让我们准备应付某种问题的心境。在其中，我们会看到个人日常生活完全相同的人格。”
阿德勒提到，有许多人梦见过参加考试。对于这些人来讲，这种梦的意义是：“你还没有准备好要面临即将到来的问题。”对另一些人，它可能意指：“你以前曾经通过这种考试，现在你必须通过你目前这场考试。”
人们曾经以为梦能够对他们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我们可以说，这种人做梦的目的就是想要获得梦的指引。
弗洛伊德的性欲说的地位在阿德勒那里为“补偿机制”所取代，它们仿佛刺激着个体的生命活动，是人的一切活动，其中包括艺术活动的基础。阿德勒用在个体对缺陷感的心理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主观态度，取代弗洛伊德客观的生物主义。
补偿仅仅是指明了人的活动的自我扩展的潜在可能性，而要想解释个体行动的方向性，还必须理解人的最终目的，这个最终目的，便是任何人活动都以此为目标的那个方向。
阿德勒一度提出“权力欲”的概念，认为人的补偿与超补偿的发展，同时受无意识的权力欲的支配。他说，超越和主宰别人的欲望是每个人的内部固有的心理发展的基本动力，自己身体素质孱弱的个体极力想用获得无限的权力来补偿缺陷感，同时无限的权力既是补偿手段，也是生活于现代文明的大多数人的目的。阿德勒在这里表现出与尼采的某些相似之处，不同在于，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人的创造性本能，而阿德勒的“权力欲”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动力，是补偿缺陷感的心理机制。
后来，阿德勒又以“渴望超越”取代了“权力欲”。在他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即渴望达到“个性的理想”是人的最终目的。到了晚年，阿德勒对人的最终目的提出一个新观点：他从“权力欲”开始，经过“渴望超越”，最后到“渴望完善”这一命题。
“渴望完善”是以个性的完善性、完整性和整体性为前提的，是人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证明在个体发展过程中个体内部发生的进步的演化。阿德勒把渴望完善表达为“心理学原理”，即“没有它，生命活动就成为不可思议的”，还表述为“在个体和在人类的进步的意义上，渴望解决生命问题”。阿德勒相信，人认识自己的缺陷使他能够通过“渴望完善”的补偿而达到人的存在的最终目的，即作为每一个性的自我创造的“自我”。
阿德勒与弗洛伊德根本的区别正在于：弗洛伊德主张人的心理的生物决定论，而阿德勒认为心理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环境。
阿德勒也像弗洛伊德一样认为，无意识欲望是人的生命活动中具有头等意义和决定性作用的。但是，阿德勒认为，仅研究无意识动机还远远不够，要了解人的内部本性、它的生命活动的动机，就必须研究个体借以同周围自然界和社会建立关系的各种联系的总和，而人从小就同世界接触了。如果说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兴趣主要在自己，在自己的身体，那么，对于阿德勒来说，儿童的生活是与社会环境纠缠在一起的，与其说他注意自己，不如说注意他人。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阿德勒试图了解个体内部世界和物的关系的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动态。
阿德勒也谈到了在资本主义文明中，人的性格的形成是由那些占主导地位的价值预先决定的。人渴望掌握大量的金钱，而社会道德首先去发展那些以促进增强财富和获得权力为目标的个性品质和性格特征是合法的。阿德勒因此自认，他与马克思的立场有着内在的联系。然而，很明显，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关注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个体与个体的存在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说明为什么会产生歪曲的认识和个体对经济情境要求的错误反应上。
无论如何，阿德勒对于人类探索自身精神世界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他向前大跨了一步，把人看作社会化的人，人的生活是在社会关系的环境中度过的，而且不仅是在弗洛伊德着重注意的家庭关系中或荣格所指出的象征性的集体关系中度过的。
正是因为阿德勒对人的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的特别注意，提出对人作为社会的人的独特观点，简明地说出了人生活的积极原则，因此，从他开始形成并发展了精神分析运动中的社会学化的倾向。我们将可以在霍妮、弗洛姆、罗洛?梅等人的身上看到这种走势。
第三节 霍妮：普遍焦虑与梦
霍妮提出普遍焦虑这一概念，而这构成了她全部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轴心。霍妮说，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是充分，我们就越是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对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作出解释的矛盾因素来。但这样的情况反而会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而纷繁。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下面，是否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即是一切冲突的根源？从远古以来就有对人格的基本冲突的确信。在现代哲学里，弗洛伊德在这个论题上作了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他首先断言，在基本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不顾一切追求满足的本能的内驱力，另一方面是险恶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的幼年便获得内化，自此以后，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霍妮不否认这种对立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对它的基本性质她持不同的看法。霍妮不相信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神经症病人内心所受分裂的程度，或能够解释足以毁掉一个人一生的那种结果。神经症患者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这比弗氏想象的远为复杂。
霍妮认为，个性内在冲突的产生和人总是感到所谓的根本焦虑有关。而这种焦虑同人的绝望和孤立无援感有联系，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与人对立的。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冷漠、对立、疏离和怀疑，这往往会使人体验到一种孤立无助的失意与惶惑。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潜伏着敌意的世界里的人，难免从儿童时代就会形成一种基本焦虑，并由此埋下了日后产生神经病的隐患。
霍妮所说的根本焦虑很像是阿德勒所说的人同敌对世界发生冲突时所体验到的“缺陷感”，这使我重新想起曾以缺陷感理论为指导对自己少年时的一些经历及其对成年的影响做了自我心理分析的情景。也许，我同样可以用我的理论做同样的心理分析。比如，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年幼的时候，根本焦虑在那时便已经存在了。哪些事情使我感到过恐惧、焦虑，同时不能忘记，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我妻子的一个梦，无疑是霍妮理论的最好注脚。
时间：1997年4月25日17点，妻子提供的梦
梦境：
我从一处窄窄的高楼梯上下来，十分黑，我感觉眼睛不好使，看不见下面的楼梯。到了楼梯的底端，便无路可走了。另一个向上的楼梯，在比我高一米的地方，我迈不上去。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商场里，这时过来一位小姐，温柔地扶着我，说：“向右走，太黑了，您慢点儿。”我认出她是国际商场办公室的一位小姐。
我终于到了平地上，周围也亮了起来。那小姐说：“对不起，让您着急了。”我由衷地夸她态度好。
我出了商场，看到右面有一个窗口，在出售红色半袖T恤。我想给方刚买，但想先量量尺寸。通往窗口仍是一个高而细窄的陡楼梯，我终于到了窗口，却发现里面已经没有T恤了。我感到受了愚弄，十分气愤，大骂售货员欺负人，并去找人来抓她。
我走到一座监狱门外，看到大批人正被向里押，其中有我中学时的女同学，我为她们感到难过。
醒了，很不舒服。
背景与分析：
妻子自称，经常做这种上下楼梯的梦。楼梯总是很高、很陡。勿庸置疑，这缘于生活中的不安全感。
具体在这个梦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引子：想为我买一件半袖T恤衫；想去看国际商场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刚买了一双皮鞋，不合脚，上下楼艰难；睡眠时未解文胸，勒得喘气不舒畅；等等。
但是，十分显然的，这个梦里充满了恐怖、焦虑，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这种种迹象。
妻子做这种梦已有两年左右了，这段时间她的生活和心情确实有许多不够顺畅之处。到了1997年下半年，她便没有再做过这样的梦，因为她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
记录和分析这梦时，我的心情是抑郁的。以致于不能做详细的逐个细节的分析了。对于妻子精神世界的困扰，我是有很大责任的。我感到内疚。
爱一个女人，可以从关心她的梦做起。
妻子说，在这个梦之前，还有一个梦也曾无数次地与恐惧相伴着出现。那是一个少年时受到骚扰的梦。
妻子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是班长，同时又是大队委员。
她那个年级的学生上学都晚，通常是八九岁才人学读书。所以读到四年级时，便进入青春期了。
妻子在一班，六班都是学习差的学生，自由散漫，极难管理。其中有四五个男生，不知为什么开始和妻子过不去了。妻子放学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条胡同，那几个男生经常出现在胡同里，手拉手将胡同堵死，拉着妻子不让她过去。妻子回忆说，他们并不骂她，也不说下流话，只是嘻笑着。她向左面走，他们便往左面堵她；她向右面走，他们便也跟到右面。有时，妻子便能顺利地冲过去，有时，她不得不从他们的胳膊下面钻过去。
妻子还说，那几个男生专门和她过不去，这可能是因为她是班长，又是大队委，在学校里很显眼的关系吧。
那几个男孩子的行为对年幼的妻子心理影响很大，但她又不敢告诉老师和父母，因为她知道那些男孩子受到责罚后会变本加厉的。每天放学前，妻子都很紧张地盘算着如何才能躲过他们的骚扰，如果她的班级下课时，六班还没有下课，那是最好的了。而如果六班先于一班下课了，妻子就会更加紧张。
我们不难理解这件事对一个10多岁少女意味着什么，事情过去10多年了，妻子仍经常做这个被男孩子们拦住的梦。
因为妻子无法回忆起做这个梦时的背景，所以我们也无法判定这个梦境的每次出现预示着什么。是焦虑？还是愿望的达成？
我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被伤害的经历对女性身心的影响。妻子对我讲述的另两个经常重复出现的梦，也是对创伤经历的回顾。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有4种经常重复的梦境了。妻子说，她不记得有过什么使自己快乐、兴奋的梦，更没有过在笑中醒来的梦。妻子的人生中一定也曾体验过其它更为强烈的情感，但何以总是被伤害的梦缠扰着她，一次次地出现呢？这足以成为更深入的心理学思考的开端。
第四节 弗洛姆：人道主义理想与
重视普遍象征的梦理论
弗洛姆的释梦学是建立在对弗洛伊德和荣格学说的综合基础上的，带有明显的折衷调和倾向。他说：“我把做梦定义为睡眠状态下的心智活动，梦可以是我们心灵最低下、最无理性及最高尚、最有价值作用的表现。”所谓最低下、最无理性，是弗洛伊德的态度，而最高尚、最有价值是荣格的理论。
弗洛姆说，梦是由象征构成的，富有诗意，使用一种对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都基本通用的象征性语言。“象征语言是一种其内在经验、感受和思维犹如外在世界的感官经验和事件一样表现出来的语言。它与我们白天习惯的言谈逻辑不同，它不受时空范畴支配，而由热情与联想支配。因此，它是人类唯一的共同语言，是不同文化和有史以来各个时代中都相同的语言。它本身含文法和结构，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神话、童话和梦的意义，就必须了解象征语言。”
弗洛姆视象征为某些能代表其它事物的东西，他将象征分为3种：习惯的象征、偶发的象征、普遍的象征。
习惯象征是由一种社会习俗形成的固定象征，如语言文字、图案等等。偶发象征是象征与被象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例如有一个人，在某个城市有一段悲伤的经历，那么这个城市若在他的梦中出现，则代表了一种悲伤的象征。习惯象征和偶发象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象征与它所象征的事物间缺乏内在联系。
弗洛姆格外重视普遍象征，它是一种象征和它所代表的事物间含有内在关系的象征。例如火代表权力、力量、光荣，更多地具有激动、冒险、快速、兴奋的性质；而水则代表平静、徐缓；房屋代表无穷尽的潜能。普遍象征根植于人类的身体感觉及心理特征上，是人人共有的象征，超越了个人和特殊团体的局限。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僵死、固定化。弗洛姆进一步提出“象征的辩证法”，就是同一种象征，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就太阳的作用和意义来说，北方国家和赤道国家的感觉就完全不同。
很多普遍象征都具有多种含义，如炉中的火与失火的房间，意义自然不同。同样，峡谷的象征也具有两面性，身处群山环抱的峡谷之中，使我们产生不受外界威胁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但也可以成为禁锢我们的牢笼，象征桎梏。此外，个人不同的经历也对象征发挥着影响。
作为具有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的释梦多站在历史、社会、文化、人道的立场，继续表现着他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新我”的预言
时间：1997年4月24日5点30分
梦境：
在一个像井一样的装置的人口处，我脱掉外衣，钻了进去。我立即隐姓埋名消失了。这使我觉得很轻松。
一个女人在寻找我，街上留着我的衣服。有人告诉她，我并没有消失，如果真的消失，留下的将是一张人皮。
装置变成了一趟列车，我换了一身别人的衣服，上了车。
列车长知道我的真实身分，但他承诺将为我保密。我知道，原来的我将消失，再过若干年后，一个新我将出现。
我看到一对双胞胎男婴，有人告诉我，那便是我的化身，他们将长大，成为我。
背景与分析：
对于这个梦，如果按弗洛伊德的方式加以解析，则又是一个典型的性梦。那像井一样的人口，便是子宫的人口。我脱掉衣服钻了进去，象征着性交，也可以理解为重返母亲子宫的原欲。那寻找我的女人，以及人皮，都可以同性联系在一起。而列车，则是阴茎的象征。性交将导致对方怀孕，于是，我的孩子(那对双胞胎男婴)将成为“新我”来取代终将衰老、死亡的“现我”。
但是，我显然不能认同于这个解释。无论梦前、梦中、梦后，我都未感觉到性欲的干扰。而且，做梦的过程中，我也没有通常做性梦时的快感，而伴随着一种沉重、抑郁的感觉。醒来之后，我仍被压抑的心情左右。我当时立即意识到，这个梦与我事业上的困境有关，而不能套用弗洛伊德以性本能理论为基础的象征模式。
那时我正在读荣格的著作，就在梦醒的那一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使我不由得不将这个梦与荣格关于梦的预言功能的解说相联系，从而更加证实了这是一个以事业困境为主题的梦。
那天，我与我的著作权代理人通了电话，得知几本新书的出版进行得很不顺利。虽然主要的阻碍是客观的，但我仍不由得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我写得更精彩，更出色……一年多来我一直采取一种心境，即不问收获，只求耕耘，默默读书，修练、完善，发生一些质的飞跃，待若干年后推出力作，再创辉煌。当遇到挫折时，这种心境便更强烈了。我想，虽然与一年多之前比，我淡泊名利了，也不那么急于求成了，但仍远远不够。我又何妨急于推出新书呢，那些书暂时出版不了，正好可以让我有机会慢慢将它们修改得更精致、完美。回想早晨的那个梦，我便想，它是否是一种预言呢？我的无意识已经事先得知了我今天将得到一些不利的消息，于是，它便将我将要产生的想法在梦境里预演了一遍？
我脱掉衣服，也就是抛掉了我此前具有的一切成功的荣耀，以最原始的心态进入那个“井口”。这“井”仍不妨被理解为母亲的子宫，意味着我要像一个胚胎那样重新成长，作为过去的我“隐姓埋名”了，作为一个新我却将在不久的将来诞生。这“井”同样不妨理解为我进入的一种“隐居”的状态，不被人知，不为人识，自己在“井”里修练，为了日后能以全新的面目获得新生。
可能会有人关心我，寻找我，但也只能见到我留下的旧衣了，这旧衣便是过去成功的象征。但我并不会真的永远消失，除非我死亡(留下人皮)。
我更衣上了一趟列车，意味着我换掉过去的旧装，开始一个新的旅程。列车长应该就是我自己，我知道我仍存在，但我不会向别人强调这一点。若干年后，旅程结束时，一个创作面目全新的我将出现。而那两个男婴，是否便是我的精神的象征呢？至于他们何以是双胞胎，我无法解释这是否是另一个象征。
此梦中的象征，用弗洛姆的眼光来看，会有多少普遍象征、偶发象征、习惯象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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